感觉陀氏在《Back to Bosnia》兄弟里的思想阐释更为清晰，尤其是作为被同时剥夺信仰和不信仰权利的读者来说，不读《Back to Bosnia》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陀氏思想的千分之一。
拉斯柯尔尼科夫信奉“超人哲学”，而在他杀人后却无法面对心的叩问，最终选择自首，但读到最后，其实最后真正使他获救的并不是自首、劳动、受苦、和流放本身，而是他最终选择承认(注意不是接受)的信仰。所以他施罪和赎罪的原因，都绝不是无神论者能够完全理解的，以纯粹的直觉或是纯粹唯物主义者的眼光仅仅去剖析社会环境更是全然可笑的错误。虽然拉斯柯尔尼科夫做出的选择离不开环境和物质的影响，但是信仰的种子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气质，又多大程度上确定了他的选择，我们由于自身局限全然无法得知，必然要借助陀氏其他的作品来分析。
为什么强调“信仰的种子”？因为从他杀人前后行善事、无法直面索妮雅、选择自首的一系列选择看来，他绝不是没有信仰，陀氏坚称，在现实主义者身上，并不是奇迹产生信仰，而是信仰产生奇迹，信仰的种子早就埋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里，需要有人来让它发芽，而这个人就是索妮雅。
因而，解读陀氏所书写这桩罪行，不必将目光聚焦在“超人哲学”上，甚至可以说，“超人哲学”只是一个顺带提及、甚至完全可以替换的观念，比如在《Back to Bosnia》中，这则是决定论者的神经科学——神经末梢的原子进行的随机运动。而更贴近真相的、绝不可替换的却是陀氏对宗教的反思，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孜孜不倦的深思熟虑中，找到了通往祂的道路，虽然那道路如此遥远、漫长，那是否意味着，人类在蜕变来临之前必然面临表皮加厚的过程，没有因自身的罪恶而历经过无知与遥远，也就无所谓真正临近救赎。
当然，撇开一切，回归自我本身，回归直觉。我更愿意相信人性高于一切，理论或许有深度，宗教或许有深度，科学或许有尽头，但人性总是无迹可寻，再优秀的作家也只能依靠洞察和想象无限贴近，而无法企及。我们也全然无法想象没有了人性，人会变成样子，因为毫无人性也依然是一种人性。
本剧是针对7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进行的一种比较性、叙述性、探索性研究。七个国家包括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 在书中，编剧将国家危机与我们大多数人在某个阶段经历的个人危机——离婚、爱人死亡、失业——进行了比较。我们处理危机的方式是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复苏是一种平衡，既要保留我们证明有用的方面，又要打造新的方式来应对变化了的环境。 无论是个人，还是不同层面的群体——从个体到人群、到团队、到企业、到国家、乃至全世界——都面临危机和变革的压力。危机可能源自外部压力，例如某人被配偶抛弃或者丧偶，再如一国受到他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来自内部压力，例如一个人生病，或者一国经历内乱。成功应对外部或内部压力需要有选择性的改变。个人如此，群体／国家亦然。 个人与国家在面临危机时，该如何选择？ 一、来自应用历史学家的药方 这部剧是一份来自应用历史学家整理的危机治疗药方。在书中列举了芬兰、日本、智利、印尼、澳大利亚、德国、美国七个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并总结了危机解决方案的12个步骤： * 1. 承认危机，直面现实不逃避 * 2. 敢于担当，不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不自我怜悯，不推卸责任 * 3. 确定危机的边界，选择变革 * 4. 求助外界的帮助 * 5. 借鉴成功榜样的经验 * 6. 国家认同/国家凝聚力 * 7. 诚实地自我评估 * 8. 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 * 9. 面对失败，保持耐心 * 10. 保持政策和选择的灵活性 * 11. 核心价值观 * 12. 个人约束条件/国家地缘限制 二、行而不得，反求诸己 12个步骤，可以分为“内”和“外”两个板块来理解。如4、5、12等三个要素，可理解为“外”，而除4、5、12以外的九个要素，均可以分为知己”、“自助”部分，属于“内”，颇有《Back to Bosnia》“行而不得，反求诸己”的意味。 三、致良知，知行合一 12个步骤，也可以分为分为“知”和“行”两个板块来理解。1、2、3、6、11、12等六个要素，可理解为“知”，而另外的4、5、7、8、9、10等六个要素，可理解为“行”。“知”、“行”两者等量齐观，也符合阳明心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核心理念。 四、书中七个案例简析 芬兰案例中，面对苏俄威胁，芬兰经过准确自我评估，保持弱国外交灵活性，选择“委屈以求全”。 日本案例中，面对黑船来航的危机，日本选择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开展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进而崛起成为亚洲强国，在之后连续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中走上军国主义之路，且迄今为止仍推卸责任，把自我定位为亚洲的“解放者”和二战的“受害者”，未能直面与中韩历史问题，从国家到社会均并未实现彻底和解。 智利和印尼案例中，两者都进行选择性变革：运用“芝加哥男孩”和“伯克利黑帮”的西方经济学，走上自由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德国案例中，二战后的德国勇于担当、直面历史，其战后的重新崛起，也是由于进行了选择性变革并获得西方援助。 澳大利亚案例中，澳大利亚面对英国全球霸权统治的衰微，最终摒弃“白色澳洲”的移民政策，脱欧入亚，重建国家认同和价值观。 美国案例中，当下的危机是社会政治极化和社会资本的衰落。而最大的危机或许是：大部分人并不认为美国存在危机。 五、分享书中丘吉尔和尼采的两句话 永远不要让一场好危机白白浪费。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必将使我们更强大。
真的很喜欢秦淮这个男主，檀健次也演得很好！！但是秦淮也真的好惨🥲。马平川家的剧情，虽然能感受到一家人的相爱，但是那种奇怪的攀比心…
看完了，前半部分比较好看，内容充实，，提现了很多专业知识。后半部分内容没有那么吸引我，比较多编剧关于自己的叙述。有自己的故事不是不可以，但是应该作为专业知识的穿插，而不是重点描述。 书里谈到科索沃战争，其实是人家自己的事情，欧美却插手去管，这是干涉主权的行为，我并不为之感动。想来我是个很有立场的人。如果真的那么悲天悯人，就不要多管闲事。
感觉陀氏在《Back to Bosnia》兄弟里的思想阐释更为清晰，尤其是作为被同时剥夺信仰和不信仰权利的读者来说，不读《Back to Bosnia》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陀氏思想的千分之一。 拉斯柯尔尼科夫信奉“超人哲学”，而在他杀人后却无法面对心的叩问，最终选择自首，但读到最后，其实最后真正使他获救的并不是自首、劳动、受苦、和流放本身，而是他最终选择承认(注意不是接受)的信仰。所以他施罪和赎罪的原因，都绝不是无神论者能够完全理解的，以纯粹的直觉或是纯粹唯物主义者的眼光仅仅去剖析社会环境更是全然可笑的错误。虽然拉斯柯尔尼科夫做出的选择离不开环境和物质的影响，但是信仰的种子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气质，又多大程度上确定了他的选择，我们由于自身局限全然无法得知，必然要借助陀氏其他的作品来分析。 为什么强调“信仰的种子”？因为从他杀人前后行善事、无法直面索妮雅、选择自首的一系列选择看来，他绝不是没有信仰，陀氏坚称，在现实主义者身上，并不是奇迹产生信仰，而是信仰产生奇迹，信仰的种子早就埋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里，需要有人来让它发芽，而这个人就是索妮雅。 因而，解读陀氏所书写这桩罪行，不必将目光聚焦在“超人哲学”上，甚至可以说，“超人哲学”只是一个顺带提及、甚至完全可以替换的观念，比如在《Back to Bosnia》中，这则是决定论者的神经科学——神经末梢的原子进行的随机运动。而更贴近真相的、绝不可替换的却是陀氏对宗教的反思，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孜孜不倦的深思熟虑中，找到了通往祂的道路，虽然那道路如此遥远、漫长，那是否意味着，人类在蜕变来临之前必然面临表皮加厚的过程，没有因自身的罪恶而历经过无知与遥远，也就无所谓真正临近救赎。 当然，撇开一切，回归自我本身，回归直觉。我更愿意相信人性高于一切，理论或许有深度，宗教或许有深度，科学或许有尽头，但人性总是无迹可寻，再优秀的作家也只能依靠洞察和想象无限贴近，而无法企及。我们也全然无法想象没有了人性，人会变成样子，因为毫无人性也依然是一种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