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搞工业真是一件烧钱的事情，冯啸辰现在是深深地体会到了。
前一世的冯啸辰不是没见过大钱，国家搞大飞机，一投就是1000多亿，搞集成电路，又是1000多亿。在那个时候，几十亿的金额对于国家来说只是一笔“小钱”，甚至有哪个城市搞个什么产业振兴计划，投入都是论百亿计算的。
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没有这么富裕了。整个国家的p也就是2万多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3500亿，要像洒胡椒面一样洒在国防、教育、卫生、支农、扶贫、治安、行政等方面，最终落到科技上的投入还不到200亿元。而这200亿，也不是能够全部拿来做实验搞研究的，而是要支付整个科研系统的人头费、行政支出，可想而知，实际用来研发某项技术的钱还能剩下多少。
财政拿不出钱，于是只能鼓励各单位“创收”，学校开各种培训班赚钱，医院把科室承包出去赚钱，科研院所没啥赚钱的手段，就拿一幢办公楼出来租给外面的公司，收点租金改善一下职工的生活。后世有些批评家站在道德高处，指责当年的各级部门把各种民生事业都搞成了“产业化”。毫无疑问，这种指责的理由是非常高大上的，可惜缺乏了一点历史常识。1992年的中国，如果不搞产业化经营，恐怕学校里的老师、医院里的医生都已经下海谋生去了，哪还能留下什么人才。
装备工业公司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作为承担重大装备研发任务的机构，装备工业公司要组织全国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各种技术攻关，这些攻关无不需要海量的投入。而装备工业的研发，动辄就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周期才能看到成效，谁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长期投入？
冯啸辰在装备公司里最出彩的地方，就在于他擅长赚钱。用吴仕灿他们开玩笑的话说，冯啸辰几乎是钻进钱眼里去了。以往重装办向科研单位下达研发课题，基本上是扔下钱就不管了，根本不会考虑什么成本收益之类的。自从冯啸辰倡议建立装备工业基金之后，科研在重装办以及后来的装备工业公司就成为一项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