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美国回来。”
社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教授高磊态度矜持地对面前的两名外国记者说道。
已经60岁的高磊精神健旺，衣冠楚楚，油亮的头发夹杂着一些银丝，却正显出一副学术精英的派头。
80年代中期，高磊因为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而名噪一时，后来这一理论受到学术界和商界的一致质疑，认为把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完全嫁接在世界经济链条上，不仅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世界经济也无法承载。再往后，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内部谈话中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高磊因之而陷入了长达近十年的沉寂期。
在这段时间里，高磊在社科院的位置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依然能够顺利进行。鉴于在国内很难找到发声的机会，高磊开始寻求在国际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观点，并逐渐受到关注，达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效果。
到90年代后期，高磊在国际学术界已经闯下了偌大的名声，国外的多个机构给他授予了一系列的头衔，诸如什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学年度10大思想家”、“克莱登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等等。
头衔有了，研究经费也随之而来。欧美的若干个学术基金会争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帮助他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在其他学者苦哈哈地为着国内几万块钱的社科基金穷经皓首的时候，高磊账上的美元已经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国的学术机构里，头衔和经费都是硬通货，尤其是你得到的头衔还是国外授予的，那又比国内的什么荣誉含金量要高得多。许多研究机构都希望高磊能够到他们那里去挂个名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的机构里拥有什么样级别的学者。几十所国内高校给高磊发了聘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开一次讲座，就能够获得数万元的客座教授津贴。
高磊的博士生名额也成了香饽饽，因为读高磊的博士能够拿到从他课题经费里发放的高额津贴，能够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