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了两下，十分之舍不得将视线移开越南的样子，才又说：“如果他真有妹妹，做他妹妹一定很幸福。”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妹妹？”我问。
“天上的事我知道一半儿，地下的事我全知道。”她说，同时在我面前用力摇起一只银亮银亮的小壶，这时候我已经把越南和他的什么妹妹抛列九重天外，专注地看着、想着面前这个完美的女子。她的左手腕桡骨内侧，有个模模糊糊的红印子，在昏黄闪烁的灯光下看它不清—也许是个胎记罢？如果是个十分明显的胎记，那算不算破坏了完美呢？应该不算。我在肚子里跟自己说，随即打了个酒嗝儿。这是我第一次打酒嗝儿，我的感觉是希望时间就在这一刻永远静止。在我过往的二十五年生命里，从来没有一刻如此接近完美。因为就在这一刻，红莲把她的左手伸过来，往我的右手背上磨了一下，我看得更清楚了些：那像胎记般的图案是一朵赭红色的莲花。
“我叫红莲。”红莲说，“很高兴认识你，张大春。”
对于红莲是如何知道我这个人的，我并不特别好奇。也许那几个侨生先已告诉了她，也许她读过一些我为了赚生活费而写的小说或散文。总之，我并没有怀疑她该不该认识我这件事。
接下来的一切都显得十分自然。红莲一杯接一杯地为客人们调着酒，再把酒杯底下托上一张张由厂商所提供的、印着各种啤酒商标的杯垫，顺手抹净了台面，便踅回我面前来，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着闲话。我从来没和人说过那么多话，事后却连一个话题也不记得。只知道她总是这么开始的：“对了，从前我在做二厨的时候……”，或者是：“以前我在开计程车的时候……”，或者是：“我在买卖房屋的时候……”
我的老天爷，她好像什么事都做过。她的声音并不特别低，却总能在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和顾客喧哗声中递进我耳鼓的深处。她说话的时候也全然无意以她那丰富的工作历练向我炫耀什么，或训示什么，反而像是在和我一道打开一扇又一扇朝向世界的窗口。每一扇窗口外面都有一个让我们同样感到惊奇、诡异、灿烂、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