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印象还隐隐约约和我曾经在图书馆、重庆南路的一些书店—比方说我提到过的三民书局—以及我自己的书架上的一些书里读到过的小资料可以相互印证。
在那个时节，我应该专注于我的硕士论文写作的，可是—套句我们村子混过血旗帮的军火大王徐老三的话说，我是“只听二哥、不听大哥的”。徐老三这话的意思是，男人经常因为荷尔蒙分泌过盛的缘故而丧失了理智思考的能力。用在当时我的处境上，“只听二哥、不听大哥的”这话真是再恰当无比了。我一心只想着百分之百的红莲，以及她所说的一切—其中最令我好奇不舍，念之再三的几句话是她在抚摸着我的“铁脑袋瓜”的时候说的。当时我好像是随口问了这么一声：“你是从哪里读到这个‘铁头昆仑’的故事的？”红莲笑了笑，道：“我这人是不读书的。这故事也用不着读，它是我爸爸的故事。”
无论与荷尔蒙分泌量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从那一天起，我知道了一个关于爱情的定义—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依然信之不疑—那就是，一旦爱情发生，它便会激发你对所爱者的无穷好奇。在这样的好奇心驱策之下，我几乎忘记硕士论文的事，却跑了几十趟图书馆和重庆南路，终于在汗牛充栋的纸堆之中找到了几本和红莲的身世有关的书，其中当然包括一本署名“陶带文”—其实就是李绶武—所写的《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和一本署名“飘花令主”所写的武侠小说《七海惊雷》。
这两本书在不久之后被缅甸或者越南借走，恐怕早就已经流落到南洋某国的华文旧书市场上去了。若非历史小说家高阳过世前遗赠我的七本书里也包括了这两本—坦白说，我是根本没有能力去满足我对红莲那狂热痴迷的好奇的。当然，如果我没能从红莲的身世中无意间拼凑出几十年前的几个石沉大海的小案子，也就不至于陷入那几个鬼魅也似的老家伙的网罟之中，脱身不得—这个处境居然和我一向看不起的孙小六如此相似，又如此轇轕不清。
时至今日，历经许多我根本无从逆料的世事—包括突如其来的初恋、翻云覆雨的性爱、真枪实弹的格斗杀伐、扑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