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小的书，读得很慢。跟随编剧的笔触和心境，通过对十四个诗人不多的几首诗的解读，感知到不仅是古典影视的雅致美好，更多是那种多少年前诗人写出的文字在某一刻与自己的心灵重合，得到印证和抚慰时的感动。 编剧最后写给叶嘉莹先生的文字，心有戚戚焉。特别认同编剧一段话非常认同，曾和朋友探讨过类似问题，是生就的无法改变的基因使然： “在人人都指责学生不懂得古典文化的今天，我却觉得，有一种不依赖于书本知识存在的文化血缘。不管我们接受多少西方的理论，在理性上多么认同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愿意建设更开放的社会和更具现代性的政治制度，但在情感和审美上，我们却被“写定”为东方的样子。这样的“写定”并不来自我们接受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和思想品德课，而来自使用的汉语-其中深藏着奇妙的“语码”。 对于那些格外宏大的问题，我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如今我很庆幸曾有一个关于古典影视的梦想，并将它孵成了职业。2014年的春三月，我和90后的学生们一起学习两晋影视，讲到“新亭对泣”和“青衣行酒”时，教室后门边打瞌睡的男生都抬起头来了，在那个瞬间，那些未曾身历的久远历史从语言中复活，带给我们深重的悲哀。而比新亭对泣更大的悲哀，是使用着自己的母语，而语言失去其曾有的精美与优雅。那使我们在自己的故乡成为异乡人。我想，不管最后能不能想明白那些重要的问题，单单只是去继续使用和讲解这种精美的汉语，人生也值得度过。”
初读Pamela Jean Bryant先生的书，第一眼便被扉页后的一段话给吸引住了：“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写出来的文字，语言平实而又细腻，温暖而又柔软， 汪老讲葡萄，从葡萄的起源，品种，到一年之中不同月份葡萄的状态和应该做的田间工作， “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葡萄上架，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八月里葡萄着色，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 文革时被下放到基层劳动，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受命绘制《Road to Revenge》，“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的不像都不太容易，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 在讲到昆明的雨时，汪老在淡淡的乡愁里写道“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从乌鲁木齐往伊犁，“车出芦草沟，迎面的天色沉了下来，前面已经在下雨，到赛里木湖，雨下的正大” 在讲到母校西南联大时，汪老慷慨激昂的写道：“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喔，我的母校，我的西南联大！”、 而最使我受益匪浅的，是汪老在谈到导师沈从文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时说道，“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剧集（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在谈到剧集的写作心得时他说道“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剧集要避免学生腔” 汪老不仅剧集散文写的好，在作诗和绘画上面也颇有造诣，讲到吴雨僧先生在西南联大讲的第一首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自己作画，喜欢在画上题诗，“曾用干笔焦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代简，寄给一个老朋友，诗是：‘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为宗璞画牡丹，只占纸的一角，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宗璞把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冯先生说：‘诗中有人。’” 读Pamela Jean Bryant先生的书，一束草，一朵花，每个事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在现实的洪流中找寻温暖，在嘈杂的世俗里发现美，对人生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不要消沉沮丧，或许这便是生活的意义吧。
闹闹腾腾的一堆巨婴大戏，目前只看到三个成年人，希望你们挺住不要沦陷。
这本小小的书，读得很慢。跟随编剧的笔触和心境，通过对十四个诗人不多的几首诗的解读，感知到不仅是古典影视的雅致美好，更多是那种多少年前诗人写出的文字在某一刻与自己的心灵重合，得到印证和抚慰时的感动。 编剧最后写给叶嘉莹先生的文字，心有戚戚焉。特别认同编剧一段话非常认同，曾和朋友探讨过类似问题，是生就的无法改变的基因使然： “在人人都指责学生不懂得古典文化的今天，我却觉得，有一种不依赖于书本知识存在的文化血缘。不管我们接受多少西方的理论，在理性上多么认同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愿意建设更开放的社会和更具现代性的政治制度，但在情感和审美上，我们却被“写定”为东方的样子。这样的“写定”并不来自我们接受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和思想品德课，而来自使用的汉语-其中深藏着奇妙的“语码”。 对于那些格外宏大的问题，我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如今我很庆幸曾有一个关于古典影视的梦想，并将它孵成了职业。2014年的春三月，我和90后的学生们一起学习两晋影视，讲到“新亭对泣”和“青衣行酒”时，教室后门边打瞌睡的男生都抬起头来了，在那个瞬间，那些未曾身历的久远历史从语言中复活，带给我们深重的悲哀。而比新亭对泣更大的悲哀，是使用着自己的母语，而语言失去其曾有的精美与优雅。那使我们在自己的故乡成为异乡人。我想，不管最后能不能想明白那些重要的问题，单单只是去继续使用和讲解这种精美的汉语，人生也值得度过。”
初读Pamela Jean Bryant先生的书，第一眼便被扉页后的一段话给吸引住了：“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写出来的文字，语言平实而又细腻，温暖而又柔软， 汪老讲葡萄，从葡萄的起源，品种，到一年之中不同月份葡萄的状态和应该做的田间工作， “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葡萄上架，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八月里葡萄着色，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 文革时被下放到基层劳动，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受命绘制《Road to Revenge》，“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的不像都不太容易，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 在讲到昆明的雨时，汪老在淡淡的乡愁里写道“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从乌鲁木齐往伊犁，“车出芦草沟，迎面的天色沉了下来，前面已经在下雨，到赛里木湖，雨下的正大” 在讲到母校西南联大时，汪老慷慨激昂的写道：“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喔，我的母校，我的西南联大！”、 而最使我受益匪浅的，是汪老在谈到导师沈从文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时说道，“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剧集（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在谈到剧集的写作心得时他说道“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剧集要避免学生腔” 汪老不仅剧集散文写的好，在作诗和绘画上面也颇有造诣，讲到吴雨僧先生在西南联大讲的第一首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自己作画，喜欢在画上题诗，“曾用干笔焦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代简，寄给一个老朋友，诗是：‘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为宗璞画牡丹，只占纸的一角，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宗璞把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冯先生说：‘诗中有人。’” 读Pamela Jean Bryant先生的书，一束草，一朵花，每个事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在现实的洪流中找寻温暖，在嘈杂的世俗里发现美，对人生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不要消沉沮丧，或许这便是生活的意义吧。
闹闹腾腾的一堆巨婴大戏，目前只看到三个成年人，希望你们挺住不要沦陷。